另一支近几年冲超成功的俱乐部虽然表态“倾向于降薪”，但又提出，还是要看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政策，如果有，俱乐部会参照执行。

有俱乐部更是直言：“各俱乐部都在观望，问题是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出头。”

有消息称国际足联将于近日出台关于降薪的建议，中国足协方面则还没有公开发声。一位足协内部人士表示，最近可能要组织俱乐部管理层和球员代表一起商讨，“个人建议先设一个保底，有一个基础保障，剩下的工资按照比例，比如今年联赛恢复了100%那就发100%，70%就发70%”。

另一名足协相关人士也对适当降薪表示赞同，认为具体措施应因人、因俱乐部而异，“但最终还是要由俱乐部去做，协会去呼吁或者要求可能都不太合适”。

球员：中欧应有别

作为可能的利益受损方，球员怎么看？从新华社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而言，不少国内球员并不太愿意接受降薪，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表态。

一名老牌俱乐部的队员表示：“俱乐部还没聊过降薪的事，但都不希望降薪。”

武汉卓尔队的艾志波算是少见的公开发言的球员。他在社交平台主张减薪应“中欧有别”——中超俱乐部营收不主要靠转播分成和俱乐部周边，疫情短时间内难以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欧洲球队球员都放假回家了，而中国球员大多仍在集训；合同中相关条款不健全，降薪缺乏法律依据。

的确，中超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俱乐部受停赛的冲击不同于五大联赛。足协曾公开的一份职业俱乐部财务成本分析显示，2016赛季中超16支俱乐部总收入70.82亿元，亏损39亿多，收入64%来自商业赞助。

至于艾志波列举的第二点，大多数人仍坚持训练，也是很多球员反对降薪的理由。有球员就表示：“从去年12月起一直跟随着俱乐部训练，按时出勤，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此外，据其他媒体报道，也有球员认为适度降薪可以理解，表示：“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降薪，还能不能支撑得住？如果说降薪能够让企业运转得到缓解，那么接受降薪就是与俱乐部共患难吧。”

球迷：薪资早就该降

在球迷之中，综合网民评论以及记者的采访，主流声音倾向于“该降”，且“早就该降”。

在PP体育及网易发起的投票中，均有九成多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里，71%的人认为应该降薪，16%认为需要看具体损失。支持者的观点是：“没比赛就要减收入”“和疫情没关系，本身就应该降”“正好是个全面降薪的契机”。

中超球员身价虚高问题早就存在。在“体育情报”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体育薪资调查报告中，中超以120.7万美元的平均年薪排名足球领域第六，仅次于五大联赛。足协在2018年底出台“四大帽”政策，对俱乐部薪酬等进行限额。

足协内部人士坦言：“如果是趁这个机会把薪酬标准调下来，对于中国足协下一步推行降薪政策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除了高薪引发的关注，还有球迷认为疫情期间降薪意义不大。“欧洲降薪考虑的是降低运营成本，避免亏损，中超有不亏损的吗？”

也有人反对：“因为母公司体量大且投资中超原本就亏钱，所以不应该减薪，这是‘流氓逻辑’。”

部分球迷指出，在球员坚持训练的情况下降薪有失公平，如球迷侯洁玉认为：“日常训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何况联赛后面还会恢复。”但也有人表示当下经济不景气，球员应体谅。球迷赵诚则说：“设身处地地想，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没比赛打就应该降薪。”

一名国安球迷预测：“应该降薪，但我认为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大规模发生。既然企业更多是为宣传自己而不是赚钱，那没必要为了几个月的薪水和球员撕破脸。而且入籍球员也一起降吗？”

专家：呼唤联盟 共度时艰

“俱乐部和球员，在劳资关系上可能有一些对立，但总体来讲，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总裁张庆说。

他认为，从俱乐部购买的角度看，付给队员的薪资是通过出售竞赛表演性产品来获取转播收益、门票、赞助等，若赛事缩水，收益必然缩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适当的降薪是合理的，而且作为球员也可以表达这样一个姿态。”

体银商学院联合创始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仲裁员安寿志也赞同“共同体”的观点，表示：“鼓励球员适当考虑俱乐部受疫情影响的实际情况，与俱乐部共度时艰。”

但降薪最终能否发生，两位专家都觉得说不准，毕竟中欧足球生态逻辑、谈判机制等都有不同。

张庆认为，俱乐部会慎重考虑，“中国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严格意义上按照一个投资生意去经营，所以疫情之下不会单单从收益成本损失的角度去考虑，还要考虑决策出来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还有媒体人指出，对不同俱乐部要分别而论，一些中小俱乐部普通球员的薪资可能并不高。安寿志也提示：“一些因财政困难已存在对球员拖薪或欠薪情况的俱乐部，如果贸然提出降薪，可能会激发原本已存在的薪资矛盾。”

降薪是个复杂的决定，如果最终施行，协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访对象都提到，当前缺少一个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构，疫情下更加凸显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中超联盟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来说，安寿志介绍，如果球员合同有约定不可抗力或时势变更的条款，俱乐部和球员可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果没有约定，则应当按照友好协商的原则进行沟通。他还建议明星球员发挥表率作用，俱乐部管理层也可主动降薪。

“无论降还是不降，都应当依法进行，各方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安寿志说。

中超降薪讨论之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职业化并不完备的中超就降薪这个问题陷入了纠结，那我们看看职业化发展程度较高、同时财务制度相对良好的德甲是怎么做的。

团结，是德国足球界人士最近一段时间使用的“高频词”，其中最重要的涵义之一是利益相关方要在降薪上达成共识。截至目前，超过三分之二的德甲俱乐部已宣布全队降薪，各俱乐部自行决定降薪幅度。

无论德国足协（DFB）还是德国足球职业联盟（DFL）都没有对球员降薪做统一要求、建议、引导或是协调。降薪是各俱乐部自主行为。

自主，并非自愿，而是形势所迫。

据德新社此前报道，如果德甲本赛季就此结束，将比计划赛程减少9轮赛事，单是电视转播收入就减少3.7亿欧元，总共面临7.5亿欧元损失。从DFL发布的上赛季财报来看，直播和赞助占据了德甲收入结构的最大份额。

而对于德乙、德丙以及更低级别地区性联赛俱乐部来说，赛场直接收入是主要经济来源，联赛停摆直接将他们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些俱乐部不得不在网上预售“啤酒烤肠券”和“虚拟门票”来勉强度日。

据德国《踢球者》杂志报道，联赛正常进行情况下，本赛季最后一期版权费用将于5月初支付。如果联赛一直未能重启，转播商和合作媒体届时不支付版权费用（分期）的话，德甲、德乙两级职业联赛有13家面临破产危机，其中德甲俱乐部有4家。

这就是为什么DFL一直不肯放弃赛季的原因，他们仍坚持在6月30日之前，以空场的形式将比赛打完。

然而，部分转播商因联赛停摆也陷入经营困境。体育直播流媒体平台DAZN正在考虑停止支付赛事版权费用。如果这样的情况加剧，联赛将面临断供风险。

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拉锯战。降薪，既是救人，也是自救。

具体来说，德甲俱乐部降薪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球员、教练组和俱乐部管理层为代表的“高薪人群”，二是俱乐部普通工作人员。两类人群均面临收入锐减。

德甲、德乙3月13日宣布停摆后，18日德国足球界就传出降薪声音。第一批主动释放降薪信号的是德国国家队主教练勒夫和领队比埃尔霍夫。他们在与德国足协主席弗里茨·凯勒交谈时表示愿意考虑降薪。

在“全队降薪潮”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门兴格拉德巴赫。3月19日，门兴宣布，总经理、竞技主管、教练团队和全体球员自降薪水。据《莱茵邮报》报道，降薪后，俱乐部一个月可节省约100万欧元开支。

德甲领头羊拜仁慕尼黑高薪球员很多，过去两个赛季里，俱乐部人力成本高达3.36亿欧元。此次拜仁全队降薪幅度达20%。队长诺伊尔说：“职业球员是特殊群体，在球队需要时，可以从我们开始削减开支。”

多特蒙德俱乐部总经理瓦茨克是联盟最早站出来表示自降薪水的俱乐部高管之一。在联赛停摆期间，他愿意放弃三分之一的薪水。随后，多特球员纷纷加入降薪队伍，预计可以省出上千万欧元的开支。

俱乐部普通员工也面临降薪风险。柏林联合、美因茨、科隆、沙尔克04等德甲俱乐部以及大部分德乙俱乐部都宣布为员工申请“短工津贴”。这是一项由政府和企业共同为职工发放工资的救济制度，用来应对不可控的社会经济危机。职工通过申请“短工津贴”可以获得原来60%至70%的薪酬。一些德甲俱乐部表示尽量保障职工薪酬不缩水，用高薪群体减下的薪水，弥补普通员工30%至40%的薪酬损失。

美因茨俱乐部体育总监施罗德说：“当我们开会讨论这个话题时，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球队洗衣工都跟我说，愿意放弃俱乐部发的汽车加油卡。”

在史无前例的疫情面前，大多数俱乐部和球员都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灾难面前，没有人能脱离集体，独善其身。拜仁、多特、莱比锡和勒沃库森还发布联合声明，共同筹集2000万欧元资金，用来帮助两级联赛中出现困难的球队。

德国足坛名宿海因克斯不久前接受《踢球者》采访时说：“球员与俱乐部要同心同德、相互支持。如果当前赛事体系崩塌，他们和经纪人将无法决定能赚多少钱，合同上的说法难以兑现。”

对于德国足球界而言，联赛停摆让收入缩水成为既定事实，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降薪，体现出足球界应有的社会担当。

虽然中超和德甲有很大的差距，各自的俱乐部经营情况并不一致，球员的个人保障也不尽相同，但德国足球界的做法，也可以给中国足球提供一个参考。

中超降薪讨论之三

一时间，关于中超俱乐部、中国球员是否应该像他们的一些欧洲同行一样，在疫情期间削减自己的薪水，成为中国体坛在这个冷清的特殊时节的一个热话题。

降或者不降、怎么降、降多少、外援和归化球员降不降、谁来主导……降薪的每一个层面，都引起了很大争论，正反双方都有自己的说辞。而降薪争论中直接涉及的行业人员，往往态度谨慎，更加增加了这场争论的复杂性。

这场争论远远还没有结论。就连水平远超中国的欧洲足坛，对于是否降薪，也不乏争议之声。

这次减薪的直接原因很清楚，不是“百万富翁（球员）和亿万富翁（投资人）的斗争”，而是疫情下，第三产业遭遇重创。职业足球联赛作为竞赛表演业的一员，本质上也是第三产业的一部分，难以逃脱这次灾难，其从业人员，自然也难免遭受损失，这是这次减薪争论的大背景。

而民众热衷看到减薪，是因为球员薪水“过于抢眼”。在西班牙，有医学人员吐槽让梅西、C罗来研发疫苗，虽然是一句牢骚话，但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心态。

而放在中国，因为中国足球成绩的落后，这种心态更被放大。民众直接看到的，是落后的水平和高昂的薪水之间的对比。

有媒体报道，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年薪120.7万美元，排名世界第六。而这和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并不相配，虽然有“户口本”加持（也有足球人才过少的客观现实），但这个幅度超过了公众接受的底线，一如对流量明星们的批评。

除此之外，这次的争论中每一次的对立，都暴露着中国足球的老问题：职业文化缺失、造血能力不足、青训人才匮乏、职业联盟难产……

这些，都是中国足球改革要解决而还没解决的。因此，脚踏实地地继续推动足球改革，才是唯一途径。

否则，即便这次中超大幅度减薪，暂时平缓了争论。但下一次风波来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的话，他们依然会处在舆情的风口浪尖上。（执笔记者：树文；参与记者：公兵、周凯、丁文娴、刘旸）